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西安维权女车主反被债主维权，一码归一码 ******原标题：西安维权女车主反被债主维权，一码归一码 陈迪说：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和解 乱象之下是行业困局 .▲西安维权奔驰女车主和解。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引发舆论热议的“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对于当事人来说，终于迎来了不错的结果，当事人也因此被称为“维权女王”。有意思的是，该事件刚告一段落，维权接力棒就交到了另一方手上。据红星新闻报道，西安奔驰女车主眼下似乎身陷债务纠纷——就在她跟4S店和解的当晚，有广告商登上了从上海飞往西安的航班。他已催债8个月，讨债对象之一就是奔驰维权女车主。还有媒体报道，上海多商户称女车主担任监事的公司，至少拖欠575万元债款。另有网络爆料称，她涉嫌诈骗以及700多万元卷款逃逸案，上海徐汇警方对此透露，她所在公司主要是由于经营不善拖欠款项，她因此和讨债方在派出所协调，属于民事纠纷并非刑事犯罪。“维权女王”反被维权，这看起来很有戏剧性，但又是正常的舆论现象。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当一个人成了名，她（他）身上的很多东西都会被放大，包括优缺点，包括曾经做过的好事坏事。如今，“维权女王”获得了舆论关照，也基于哭诉维权成功。那么，针对部分商户“诉求箭头”对准她的维权，我们该如何看待？首先要明确，这是同一个人，却不是同一件事。既然是两件事，就要一码归一码。至于姿势怎么摆，很简单，我们当时是怎么围观“坐引擎盖”的，就该怎么围观“拖欠债款”。这两起事件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疑似权益被侵犯者，对自我权益的诉求。只不过，在一起事件中的陈诉者，变成了另一起事件中的被陈诉者。也正因此，我们没必要为一个维权者“镀金”，她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以前做过什么，并不影响她的权益遭遇侵犯后奋力维权。公众的注意力，应放在具体的事件中，而不是个人的品质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这就是法律的基本逻辑，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方式。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公正的司法评判，从来都是“你做的这个事是对是错，违反了哪条法规，相应地给予何种处罚”，而不是“你这人有多坏，负面形容词有多少，我就判你多重。”或许有人吐槽，本来女车主维权成功，让人挺开心的，但她又出了这么个事，直让人怀疑人生。其实完全没必要为此心情跌宕。人是复杂的，她哭诉维权时占理，不等于她在什么事中都占理。所以我们既没必要因她被卷入债务纠纷，就否定她此前正当维权的意义，也没必要因她跟“店大欺客”乱象的叫板，就觉得她牵涉债务纠纷不可思议。相反，我们应该对这种舆论连锁反应感到高兴，因为西安女车主的成功维权，不仅启发了很多其他车主维权，甚至还启发了债权者对西安女车主的维权。只要诉求是正当的，我们乐见这种搭新闻便车的维权意识。所以，西安奔驰维权女车主反被维权，不必过于讶异。女车主可以对4S店正当维权，别人也可以对她维权，这很正常。而对于所涉具体事宜，舆论也不妨“一码归一码”，让是非对错被置于法律视野下审视，而非臆断先行。□与归（媒体人）编辑 杨林鑫 校对 危卓
Tod’s 集团董事长：战略变革开始收效，电商渠道以高两位数增长******原标题：Tod’s 集团董事长：战略变革开始收效，电商渠道以高两位数增长意大利奢侈品集团 Tod’s SpA（以下简称 Tod’s）董事长 Diego Della Valle日前表示，电商渠道销售额以高两位数增长，此前部署的战略开始收效。近年来，这家以豆豆鞋闻名的鞋履和皮具生产商一直难以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奢侈品消费者，为此推行了一系列新战略来推动集团增长，如专注于数字化变革、缩短商品的上新周期、推出更多联名系列等。Diego Della Valle 表示，集团希望在留住老顾客的同时，吸引千禧一代。“此前做的部分运营前端工作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当前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Diego Della Valle 认为，2017年底推出的新商业模式——Tod’s Factory，推动销售额恢复增长，也让集团同名品牌 Tod’s（托德斯）重获新生，能够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Tod’s Factory 项目意在重点关注经典产品的同时，一年内发布多个系列：除一年两季的常规系列外，还会有胶囊系列和限量系列，甚至有可能每两个月就推出一次新产品。（详见此前报道：Tod’s集团“大动干戈”：不要创意总监，要更高的上新频率！推出一年发布多个系列的革新运动）就在今年1月，品牌在米兰举行2019男士秋冬系列服装—— Gentleman Flow 的新品发布会时，Diego Della Valle 表示，现代生活节奏改变了时尚设计，按季推出新款的行为已经过时。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好奇心，提高品牌曝光率，他们必须保证门店两月一次的上新速度，并且通过广告和媒体向公众强调上新信息。Diego Della Valle 同时指出：“我们正在做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他认为，集团此前进行的管理阶层重组——任命一位联合 CEO，卓有成效。2018年6月，Diego Della Valle 宣布卸任日常管理工作，全权交给集团新任首席执行官 Umberto Macchi di Cellere，自己则专注于品牌推广工作。（详见《华丽志》此前报道：Tod’s 集团董事长 Diego Della Valle 放权：今后专注品牌推广，日常管理工作转交 CEO）
Diego Della Valle 还透露，为了提高设计师和艺术家的设计速度、制定新的生产计划，集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新的商业模式对于集团来说是巨大的变革，改革后接踵而来的销售机会也足以证明决策的正确。现在，集团对产品生产有了更好的控制，所以销售状况有所转好，改革的风险也有所降低。（详见《华丽志》：Tod’s 集团主席：按季上新已过时，奢侈品门店必须保持两月一次上新速度）Diego Della Valle 表示，电商目前为集团贡献了7%的销售额，且正在以高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集团希望该渠道未来1～2年能继续保持当前增速，推动集团获得更为可观的销售额。为了加强线上扩张，以及应对消费者的全渠道消费需求，Tod’s 还计划近一个月内在米兰蒙特拿破仑大街（Montenapoleone）开设一家全新的旗舰店。Diego Della Valle 表示，2019年财年第一季度利润表现令人失望，主要原因是集团正采取措施，想要“尽快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成果”。Tod’s 集团近两年的业绩表现均不及市场预期，2018财年销售额同比下滑2.4%至9.41亿欧元，净利润同比下滑33.6%至4710万欧元。关于2019财年，Diego Della Valle 表示，在盈利能力方面，仍旧是“转型之年”。集团首席财务官 Emilio Macellari 在发布2018财年财报时表示，春季系列是“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开始，我预计2019财年的同店销售额与2018财年相近。”他还指出，3%的销售额增长预期“是合理的，且挑战性不高。”（详见《华丽志》：Tod’s 集团发布2018财年完整财报：销售趋于稳定，但利润明显下滑，大中华区增长3.2%）Della Valle 家族正逐步回购集团的股权，这表明创始家族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很有信心。Della Valle 家族目前持有集团63%的股权。预计到今年10月底，Diego Della Valle 及其家族将拥有集团全部股本的68%。（详见《华丽志》：在股价跌至9年半以来最低点后，Tod’s 创始家族 Della Valle增持股份助力反弹）而关于自己在集团的位置，Diego Della Valle 表示：“我对现在的状态很满意。”Tod’s 集团将于5月9日公布2019财年第一季度财报。丨消息来源：路透社、《华丽志》历史报道丨图片来源：Tod’s 官网丨责任编辑：刘隽
996后华为员工自曝薪资！看到真实数字后，网友：8116都愿意******原标题：996后华为员工自曝薪资！看到真实数字后，网友：8116都愿意996大火，在中国社会各界乃至海外，都引发了网友们广泛的讨论。在这股讨论风潮之下，互联网老板们也纷纷按捺不住了，接连出来为“996”说话。
前有马云说“996是年轻人的福气”，后有东哥直言“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加入讨论阵营。利益不同，立场也不同。企业老总们即便说得再含蓄，大伙儿也听得出话语间不反对加班的意思。
其实对996的抗议，起因只是因为每天上班时间过长，同时又拿不到相应的工资。倘若钱给够了，这股讨论潮中的怒气断然不会燃烧得如此猛烈。那么在这些“996公司”上班，工资到底能有多少呢？近日，网上曝出一位在华为工作的员工吐槽工作累，说自己就在华为上班，这个月已经连续加班6天了，最后到手的加班费用虽有14,000元，但并不想加班。
在996制度被议论纷纷的时候，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个真实数字之后，表示这简直是拉仇恨啊，华为的待遇在各行各业中，确实是翘楚，像这种工作待遇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也有不少网友吐槽，如果能够拿到这样的薪水，别说996了，就算8116也都愿意，你辞职吧,让我去！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650亿元！这项计划比“双一流”的投入多一倍******原标题：650亿元！这项计划比“双一流”的投入多一倍在“后985、后211”时代，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计划投入达317亿元左右。但与面向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相比，“双一流”投入只有它的一半还不到。4月19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在华东师大举行的2019中国教育发展论坛上透露：根据《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这项高职版的“双一流”由教育部“领投”，带动各部委“跟投”，计划总投入高达650亿元。
前有“高职扩招百万”，本月又出“双高计划”——其中信号，你读懂了吗？如此大招，你有接住吗？高专数量过半，学生占比不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童世骏教授表示，这意味着更为多元的人群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加速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与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延长。
如何接招？按教育部和财政部新印发的这份《意见》，“双高计划”项目布点50所左右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2019年启动第一轮建设，对入选学校给予重点经费支持。那么，中国接受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人群到底多不多？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在全国2663所普通高校中，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全国普通专科招生368.83万人，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6.63%；全国普通专科在校生1133.70万人，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0.05%。可以说，高职（专科）院校在学校数量上的占比过半，但招生数与在读数规模的占比都不足高等教育的半数。鲁昕举例进行国际比较：在《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名列前5名的美国、瑞士、德国等国中，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比重，德国为60%，瑞士为70%；高等教育阶段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美国占78%，德国62%，瑞士80%。作为部市共建的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博导，鲁昕团队也测算出，若我国应用型高校比重达到德国水平，以2018年为例，可培养应用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总量达到514.6万，比目前40%左右的比重增加182万。
人才红利可期，投入还需加码作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论调流传已久。但鲁昕个人认为，从数量型红利到质量型红利，她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极其乐观，“不是谨慎乐观，更不是焦虑”。在全球竞争力前十的国家中，基本都已没有人口红利，但却有人才红利。反观第二大人口国，印度人正担心人口红利变为人口负担，因为没有足够教育资源支撑人口增长，印度文盲率仍有三分之一左右。在进行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研讨中，鲁昕表示在现阶段我国七八亿的从业人员中，若人才比例占到三四成，完全可以通过人才红利，再获人口红利。
记者了解到，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目前每年达八九百万人，这样的人才规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加之今年高职大扩招，高校招生规模将达千万级。由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从48.1%越过50%的大关，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转入普及化阶段。另一个大关在城市。截至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9.58%，各地城镇新增常住人口1790万人，仍处于城镇化率30%到70%之间的快速发展区间。“在我国人口‘低生育、高流动、非均衡’发展和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背景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将成为外来人口、国际移民导入和人才集聚的高地，上海区域内部人口空间移动，形成国际社区、外来人口集聚区等非均衡分布，对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带来挑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轩福贞教授表示，未来学龄人口总量将趋于下降，上海需要制定更具时空节奏的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战略，将“调结构”的重点转向解决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配足配好教育资源，也看财政投入强度。2018财政年度，中国教育经费4.18万亿元，仍保持占GDP4%比重。当然，对比中等发达国家6%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学经济出身的鲁昕认为，我国这一比例应当至少在5.5%左右，也就是比现在多投约1.5万亿，先超过印度比例，再达到韩国水平。（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瑞哲）